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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文学与白居易诗歌

  道真文学与白居易诗歌

  高文汉

  内容提要 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时期的著名诗人。在日本时代风潮和儒家诗教的影响下,作者接受了中国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主张,创作了《寒早十首》、《舟行五事》等诸多贴近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作品;白居易对“世路”、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使道真进一步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与内涵。论修辞,道真亦从白诗中汲取了大量滋养,表现出平易而不失雅致的诗风。概言之,道真文学从主题、意境到语言表现都受到白诗的浸润,两者的关系至为密切。

  关键词 道真文学;白氏诗歌;影响关系

  日本诗人大江匡房在评论平安朝(794-1192)汉文学时说:“我朝起于弘仁、承和,盛于贞观、延喜,中兴于承平、天历,再昌于长保、宽弘。”[1]日本敕撰三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即诞生于弘仁、承和年间(810-848)。敕撰三集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据此,日本汉文学以高雅的形态稳居于庙堂之上,作为官方的正统文学,一直发展、延续到明治中期。贞观、延喜(859-923)年间出现了许多著名诗人,都良香(834-879)、岛田忠臣(828-892)、三善清行(847-918)以及被誉为日本“文神”的菅原道真(845-903)等都是活跃于那个时代的硕学大家。正是他们把平安朝汉文学推向了巅峰,而菅原道真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同时也是日本汉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

  菅原道真出生于儒学世家。祖父清公、父亲是善都是文章博士(翰林)。道真也继承了父祖之业,经文章博士,历任遣唐大使(未成行)、权大纳言、右大将等,累官至右丞相。继吉备真备之后,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文人出身的从二品重臣,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著述。

  菅原道真的著作,主要有诗文集《菅家文草》(诗486首、文170篇)、《菅家后集》(又名《西府新诗》,诗46首)[2]、《类聚国史》、《菅氏家训》,他还参与编修了日本国史《三代实录》等。同时,道真做过侍读,曾任国子监祭酒。在日本教育史上,他率先提出了“和魂汉才”的育人主张,认为“凡国学所要,虽欲论涉古今究天人,其自非和魂汉才,不能阚其阃奥矣”(《菅氏家训》卷一)。因此,日本后人景仰菅原道真的功业,将其尊为亚圣、文神、教育之祖,并立庙祭祀,奉之为“天满天神”。

  道真文学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印记。他的诗大多源自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尤其是两次左迁时期敢于面对现实,袒露心迹,竭力为穷苦百姓代言,或泣血倾诉或慷慨悲歌,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讽谕诗等现实主义作品。此外,其悲愤诗、感伤诗、宫苑诗、咏物诗等等,也都能穷形尽意,挥洒自如,表现出作者深厚的汉文学素养和不同寻常的笔力。不言而喻,道真取得的这些成就,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同时也与其家学传统以及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

  道真生活的时代,正是白居易的诗歌风靡日本的时代。据传,嵯峨天皇(公元809-823年在位)曾得《白氏文集》一部,私好诵之。日本史书《三代实录》(卷三)载:承和五年(838),太宰少贰藤原岳守检唐船,得《元白诗集》献于朝廷,获爵位。日本儒学家林鹅峰认为“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效《文选》、白氏者”[3]。道真的恩师岛田忠臣《吟白舍人诗》云:“坐吟卧咏玩诗媒,除却白家余不能。应是戊申年有子(唐大和戊申年白舍人始有男子甲子与余同),付与文集海东来。”道真对策及第时的主考——都良香称白诗“卷七十集,尽是黄金”[4]。对白诗的热爱,有些人已经到了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程度:“二公身化早为尘,家集相传属后人。清句已看同是玉,高情不识又何??神。风闻在昔红颜日,鹤望如今白首辰。容鬓宛然具入梦,汉都月下水烟滨。”(高阶积善《梦中谒白太保元相公》)似如此,日本“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故承和以来言诗者,皆不失体裁矣”[5]。在这样的文学风潮中,道真文学深受白诗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道真文学与白诗的关系,早在日元庆七年(883),渤海大使裴 使日时,就曾经指出:“道真文笔似白乐天也。”[6]近代汉文学家冈田正之氏认为:“比起散文,菅公更长于诗。菅公私淑于白乐天,爱诵温庭筠的诗。时人评曰:‘诗风类白乐天。’”[7]今人学者藤原克己则进一步指出:“道真的诗,不受白诗的影响或者与白诗没有亲缘关系的,实在不多。”[8]

  以下,笔者试从道真的讽谕诗、感伤诗入手,就其诗的内容、意境、句式以及语言表现等问题,探讨它与白氏诗歌的关系。

  一、道真文学与白氏的讽谕诗

  白居易生前曾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四类,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讽谕诗。“综观日本人摄取白诗的全过程,主要集中在他的感伤诗、闲适诗方面,这是日本文学传统的唯美主义倾向所决定的。而作为硕儒的菅原道真却不然,他吸收、借鉴最多的是白氏的讽谕诗。”[9]

  道真的讽谕诗集中创作于两次贬谪时期,也就是他的中年与晚年。其中,又以第一次左迁时期居多。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值律令制体制行将崩溃,以藤原家族为代表的“摄关政治”正在形成的转折时期。天皇欲依靠律令制体制下的旧官僚以及新拔擢的文官巩固皇权,藤原家族则大肆鼓吹“诗人无用”论,借此排除异己。道真作为学界领袖,既有治国能力,又有报效朝廷的愿望。两种势力的激烈角逐,必然把他卷进政争的漩涡中去。

  日仁和二年(886)正月,关白藤原基经的长子、16岁的时平在仁寿殿举行了隆重的元服仪式,光孝天皇亲自为其加冠。半月后,朝中28名高官易职,道真被免去式部少辅、文章博士、加贺权守三官,改任边州——赞州太守。面对毫无缘由的贬黜,道真愤懑不已。在离京前的皇宫内宴上,见宫伎舞唐舞“柳花怨”,道真心荡神驰之余,自思就要离开繁华的京城,不禁“心神迷乱,才发一声,泪流呜咽。宴罢归来,通宵不睡。默然而止,如病胸塞”(《菅家文草》卷三)。赴赞州时,道真也没有忘记带去《白氏文集》、《文选》、《史记》、《汉书》等汉籍。

  抵达赞州后,但见盗匪横行,田野荒芜,百姓苦不堪言。道真在赈济难民、兴修水利、改善民生的同时,不忘为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穷苦百姓代言,先后创作了《寒早十首》、《舟行五事》等作品。其中,《寒早十首》记述的是为躲避苛捐杂税而背井离乡的难民、葛衣蔽体饥寒交迫的“夙孤人”、风雨飘摇生计艰难的船夫、胼手胝足夜以继日地种药却难疗自身贫病的“药圃人”以及不惜攀岩涉险仍然难以维持家计的樵夫,等等。以下是其中的三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浪来人。欲避逋租客,还为招债身。鹿裘三尺弊,蜗舍一间贫。负子兼提妇,行行乞与贫。

  何人寒气早,寒早药圃人。辨种君臣性,充徭赋役身。虽知时至采,不疗病来贫。一草分铢欠,难胜箠决频。

  何人寒气早,寒早采樵人。未得闲居计,常为重担身。云岩行处险,瓮牖入时贫。贱卖家难给,妻孥饿病贫。[10]

  道真笔下的流浪者、樵夫等都是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赤贫百姓。阅读这些诗,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白氏的《采地黄者》:“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道真诗中的“充徭赋役身”、“不疗病来贫”的“药圃人”与“采地黄者”的境遇何其相似!同样,“贱卖家难给,妻孥饿病贫”的“采樵人”与白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形象也是一致的。两位诗人都在为嗷嗷待哺者说话,为他们所受到的煎熬、苦难而鸣不平。显然,道真在实践着白氏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创作主张,以收“美刺比兴”之功[11]。

  道真在《舟行五事》中关注的也是吏治与民生。他在第一首中,首先痛斥那些“贪吏”与“豪家”,揭露他们滥伐林木、祸害百姓的丑行:“赤木东南岛,黄杨西北峰。豪家常爱用,贪吏适相逢。刀割又斧伤,春生不涉冬。”第二首描写的是一名钓翁凄凉的老境:“白头一钓翁,涕泪满舟中。昨夜随身在,今朝见手空。寻求欲凌浪,衰老不胜风。此钓相传久,哀哉痛不穷。子孙何物遗,衣食何价充?荷锸忏农父,驱羊愧牧童。”看得出,道真的这类作品与白氏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也是一脉相承的。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白氏认为诗歌应该反映时代的治乱与民生疾苦,“不欲使下之病苦闻于上”,“何有志于诗者?”其《伤唐衢》云:“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在随诗寄给元稹的信中,白氏不无自豪地说:“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诚然,道真的作品尚不具备那种让“执政柄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的凌厉气势,但是,正是由于他成功地实践了白氏的现实主义诗学原则,所以才摆脱了日本传统的贵族式的缠绵悱恻,以“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勇气,切入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民情民意,从而为自己的诗注入了生命和灵魂。

  不过,由于受到文化背景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制约,道真的讽谕诗所表现的内容以及观察、揭示问题的深度远不如白诗。道真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京城度过的,生活十分优裕,交往的都是士子、贵族,极少接触平民百姓。白居易则不同,11岁就遇上叛军作乱,不得不远离父母避难。以后数年颠沛流离,四处漂泊。“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12]16岁北返长安后,家中依然贫寒困顿。尤其是父亲死后,生活更无着落。28岁时,他在《将之饶州江浦夜泊》中写道:“明月满深浦,愁人卧孤舟;烦冤寝不得,夏夜长于秋。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前事与后事,岂堪心并忧;忧来起长望,但见江水流。云树霭苍苍,烟波淡悠悠;故园迷处所,一念堪白头。”正是得益于这些痛苦体验以及对社会、民生的长期观察与思考,白氏的讽谕诗才写得如此犀利生动、真切感人。与白居易不同,道真仅在赞州生活了四年,而且作为太守,多半是以统治者的目光审视社会。二次左迁谪居在太宰府里,几乎与外界隔绝。因此,在唯美思潮始终主导日本文坛的大背景下,道真能够利用这么短的生活体验,创作出这么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足以令人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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