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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庭中山水及其美学意蕴

  论白居易的庭中山水及其美学意蕴

  李昌舒

  内容提要 白居易身处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面对兼济与独善的矛盾,他创立了中隐理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隐导致了庭中山水的兴起,庭中山水的经营布置体现出了特殊的审美趣味,这种趣味对于其后的中国美学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白居易 庭中山水 美学意蕴

  中国美学在中唐时期有一个转折,概括而言,即从外在现实向内在心理、从外物向内心的转折,这就是中国美学也是中国哲学中的内倾性。它的形成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中唐是封建历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它不仅是有唐一代之“中”,也是“百代之中”①。面对中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一些怀有兼济理想的士人在经历了挫折与失败之后,大多选择了独善其身的生活方式。由此,士人关注的不再是动荡纷纭的现实社会,而是个人生活的适意,正是在这种转向中,孕育出了中国美学的内倾性。

  白居易的人生方式是这一转折的典型代表。其人生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兼济天下为主,这主要表现在对君主的献言建策和大量讽喻诗、新乐府诗的创作方面;但白居易的所作所为很快遭到了黑暗势力的反击,元和十年(816),因为一件偶然小事,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对于满怀报效理想的诗人而言,这是十分沉重的打击。痛定思痛,诗人明确表示要从兼济转向独善,“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②(《与元九书》,卷四十五)被贬江州之后,闲适成为白居易生活的主要目标,追求闲适的途径有很多,如饮酒、写诗、弹琴、交友、登山临水,甚至是洗澡、饮茶、睡觉、换衣等,都能导出闲适的意味。

  营构并吟赏庭中山水是其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庭中山水的出现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典型地表现了中唐时期审美趣味由外而内的转向,中国美学在中唐之后的发展及其表现出的很多特点,都与庭中山水密切相关,因此,探讨中国美学在中唐之后的发展,不能忽略白居易的庭中山水。

  一、庭中山水之形成

  白居易的独善其身并非绝对地退隐江湖,而是中隐③。中隐的关键是以闲官身份出仕:一方面,可以避免繁杂公务与宦海风波中的危险,此为“闲”;另一方面,可以获得丰厚的物质待遇和娱乐享受,此为“适”。获得“适”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山水之游,早在江州司马任上,白居易就将山水与“吏隐”联系起来。“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之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江州司马厅记》,卷四十三)但中隐并非弃官而去,而是以闲官的身份继续出仕,闲官仍是官,终究不能整日在外游玩,于是,把山水移居庭内的“庭中山水”便应运而生。

  旧径开桃李,新池凿凤凰。只添丞相阁,不改午桥庄。远处尘埃少,闲中日月长。青山为外屏,绿野是前堂。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花妒谢家妓,兰偷荀令香。游丝飘酒席,瀑布溅琴床。巢许终身隐,萧曹到老忙。千年落公便,进退处中央。(《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卷三十三)

  此诗有四点值得注意:

  (一)庭中山水兴起的现实原因。诗题中所说的裴令公即裴度,是中唐时期的著名宰相,20年间四度为相,几乎可以说社稷安危存乎一身,然而,所谓大厦将倾,又岂是一木能支?因此,晚年的裴度与白居易一样,开始追求个人生活的适意,午桥庄、绿野堂不仅是其个人的庭中山水,也是当时名士聚集的地方。《旧唐书·裴度传》云:

  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东都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

  “中官”是宦官,“衣冠”是士大夫,面对中唐时期的混乱朝政,即使是裴度这样的名相,也只能束手而已。由此可以看出,裴度、白居易等人的寄情山水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兼济理想不能实现,就只能从个人生活中寻求慰藉,这是中隐以及庭中山水在中唐时期兴盛的根本原因。

  (二)庭中山水意味着士人转向个人生活的趋势。“巢许终身隐”,巢父、许由是传说中有名的隐士,不愿意与现实政权发生任何联系,彻底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萧曹到老忙”,萧何、曹参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宰相,为了君主、苍生废寝忘食,完全献身于君主政治之内。在白居易看来,这二者均不可取,就前者而言,无论是君主政权的严密体系,还是个人生活的物质需要,都不允许士人决绝而去;就后者而言,面对中唐时期衰败、动荡的社会现实,兼济理想无法实现,士人只能在个人生活中寻求寄托。在此意义上,如何在日益衰落的封建政权中营造适意的个人生活成为士人思考的核心问题,庭中山水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果之一。

  (三)庭中山水是对“仕”与“隐”的统一。午桥庄、绿野堂典型地体现了士人中隐的理想,“只添”、“不改”说明作为朝堂象征的“丞相阁”与作为山林象征的“午桥庄”是合而为一的。为什么要移“丞相阁”入“午桥庄”?因为要追求“远”。“远”是相对朝堂而言,这不仅是物理距离,也是心理距离上的“远”,因为“远”所以朝堂之“尘埃”少,因为“远”所以“闲”。同样,这不仅是实际生活之“闲”,也是心理感受之“闲”。又因为“闲”,所以需要寻求寄托,庭中山水的意义即在于此:一方面,它使士人能在君主专制的严密体系中享受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完全脱离君主专制的体系,从而避免了君主政权的猜忌与镇压,这就是白居易所说的“进退处中央”。

  (四)庭中山水的特点。“中央”不仅是仕途上的,也是地理上的,白居易有一首诗仅从题目上即可看出此意:(《李、卢二中丞各创山居,俱夸胜绝,然去城稍远,来回颇劳,弊居新泉,实在宇下,偶题十五韵,聊戏二君》卷三十六)。李、卢二位中丞虽然也建造了“山居”,但由于离得较远,每次出行很不方便,白居易认为他们的“山居”并不能真正起到中隐的作用。白居易自己的园林就在庭园中,所以能够达到庙堂与山林的统一。

  二、庭中山水的布局建构:泉、石与池

  庭中山水对中国美学具有深远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布局建构上④:

  (一)泉与石。泉与石在庭中园林的构造中十分重要:“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答崔十八》,卷二十七)商山为历史上著名的商山四皓隐居之地,在白居易看来,清泉白石即代表着商山,“在胸中”又意味着这是一种“心隐”,身虽居官而心隐山水。“金章紫绶辞腰去,白石清泉就眼来。”(《题西涧亭,兼酬寄朝中亲故见赠》,卷三十六)泉、石意象很明确地指代隐逸。“泉声磷磷声似琴,闲眠静听洗尘心。莫轻两片青苔石,一夜潺湲直万金。”(《南侍御以石相赠,助成水声,因以绝句谢之》,卷三十六)由“闲”而“静”,在泉、石之声中,功名利禄之“尘心”被涤除。泉、石的功用即在于此。白居易十分喜爱泉、石,即使是垂暮之年仍乐此不疲:“殷勤傍石绕泉行,不说何人知我情?渐恐耳聋灵眼暗,听泉看石不分明。”(《老题石泉》,卷三十六)清泉白石是冷色调,也许正是因为红尘中太过于色彩缤纷、喧闹躁动,使人心绪纷乱,所以才会偏爱清冷幽寂的境界。从美学上讲,山水画在中晚唐开始运用水墨,并逐渐成为山水画的主流;清冷幽寂的境界则是后世山水画所着力营造的一种理想境界,甚至是在具体描绘对象上,泉与石也成为山水画的主要题材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庭中山水成为后世山水画的基本范式。

  对“丑石”的强调更具特殊意义:“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双石》,卷二十一)白居易对丑石的喜爱也许是对当时华美艳丽风气的反动⑤,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与中隐有关:出入庙堂意味着拘束,意味着在处世上必须循规蹈矩,树立起尽善尽美的形象;与之相对,中隐则意味着对拘束的超越,对所谓完美形象的突破。“世名检束为朝士,心性疏慵是野夫。”(《闲夜咏怀,因招周协律、刘、薛二秀才》,卷二十)用魏晋玄学的术语来说,“世名”指向名教,“疏慵”意味着自然。因为是“朝士”所以必须循名教,因为是“野夫”所以可以任运自然本性,这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丑”是对庙堂之“美”的超越。从美学上讲,中国美学很喜欢“丑”:苏轼喜欢画丑石,《枯木怪石图》是他唯一流传至今的绘画。与苏轼约略同时的米芾、清代的郑板桥都因嗜好丑石而闻名。进而言之,对“丑”的推崇是中国美学颇有意味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可能与老庄之“道”无所不在的思想有关,也可能与某些时期对“法”的突破有关⑥。但也可以说,它与白居易的丑石具有同样的审美趣味。

  (二)池。池主要由泉与石构成。“有石白磷磷,有水清潺潺;有叟头似雪,婆娑乎其间。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濩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有食适吾口,有酒酡吾颜。……”(《闲题家池,寄王屋张道士》,卷三十六)“家池”处于“深山”和“要路”的“中央”,它获得的是个人生活的“乐逸”。池是庭中山水最重要的建筑,围绕着池,可以造亭、台,可以栽植松、竹,可以养鹤,因此,自从第一次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白居易就十分重视对池的建造,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个人生活的适意。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龟居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池上篇》,卷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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