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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作品中的思想矛盾

  白居易作品中的思想矛盾

  陈友琴

  白居易诗歌一共有二千八百余首,它的思想内容有各种复杂的矛盾甚至互相对立。但在互相对立的复杂矛盾中,总有主要和次要的分别,我们应该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首先应该提出的是作者对社会采取怎样的态度这个问题。

  一般地说,白居易主要作品的思想内容是积极的进步的,也就是说他的主导思想是富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精神的。他有一个时期的确是“好刚不好柔”(《折剑头》诗中句),肯和当时的恶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能分辨是非,爱憎分明,不为个人利害打算,很多作品都是替被压迫人民说话的。不管是《新乐府》也好,《秦中吟》也好,其他讽喻诗也好,都是朝这个目标写出来的不朽之作。其中有的是讽刺横征暴敛,有的是反对“黩武”战争,有的是攻击豪门贵族,有的是揭发贪污强暴和奢侈浪费。《歌舞》诗中“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正是对“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的讽刺;《采地黄者》诗中的“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是对“朱门家”和“白面郎”的控诉;《买花》诗中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是对豪华奢侈的买花者的揭露;《缭绫》诗中“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是对“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有意来一个对比。……这些都是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强烈对比的手法衍变而来的。白居易观察社会的犀利目光,几乎注射到每一个角落,发现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遇事托讽”,以收“美刺比兴”之功,真是所谓“周详明直,娓娓动人”(清人冯班语)。这是前人不曾有过的特色。和他同时写讽喻诗的李绅的作品已失传,元稹的成就远不如他。晚唐的皮日休的《正乐府》,更是“望尘莫及”。至于后来许多仿效他写这种讽喻诗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他的成就。

  我们读白居易的诗集,知道这些锋芒锐利的作品写得最多的时期,是在元和初年他做了翰林学士和左拾遗以后的短短几年间。《新乐府》五十首作于元和四年,《秦中吟》十首写于元和五年。其他有名的讽喻诗,也都是在他四十岁以前的几年中间写出来的。当然在这个时期以前或这个时期以后他也曾写出许多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但很少能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那样疾恶如仇的精神和“可使寸寸断,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李都尉古剑》诗中句)的气概的。他自己后来在《白云期》(此诗写于元和十三年,正当他四十七岁的时候)一诗中,有“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的句子,这所谓三十,应该就是指的元和四年和五年正当他三十八和三十九岁这个时期而言。正因为“气太壮”,所以敢说、敢怒、敢骂,他自己对于这一时期的作品是颇为自负、估价很高的,除在《与元九书》以及其他许多诗文中都有过说明而外,再如《伤唐衢》二首之一有云: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致我陈、杜间,赏爱非常意。

  诗中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第一,他为“憔悴”的“生民”而悲伤,为了人民他不惜触犯当时的忌讳;第二,他说明写这些讽喻诗的目的,是要上达“天听”的,可惜“天高未及闻”,弄得“荆棘生满地”,但他也是毫不后悔的。因为他要追随陈子昂、杜甫的后尘,正视现实,要做一个对生民有所裨益的进步诗人。又如《寄唐生》诗中有云:

  我亦君子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药良气味苦,琴淡音声稀。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人竞无奈何,呼作狂男儿。

  这又说明了白居易的乐府诗的浅切通俗,目的在歌唱出人民的痛苦,他站在人民这一方面说话,不怕豪门贵族的震怒,也不管亲戚朋友的讥笑,全心全意地要救生民出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诗中的思想,是实践了元和初年他在《策林》六十八中写的“存炯戒,通讽喻”,“惩劝善恶,补察得失”以及《策林》六十九“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的主张的。《新乐府》序中也说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在他四十四岁被贬为江州司马以后写的《与元九书》中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也是这样的意思。

  在《读张籍古乐府》一诗中,白居易赞美张籍的诗,说什么“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原来按照他的意思,“裨教化”和“理情性”,“济万民”和“善一身”,上下是可以打通一气的。下面有“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等旬,这和前面所引“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意思完全一样,也和《策林》六十八中所说的“纫王教,系国风”,《策林》六十九中所说的“立理本,导化源”等说法并无矛盾。一舒一卷之间,道理相通,更和他在《策林》十七中所说的“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济万物”以及他在《新制布裘》中写的“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适相吻合。白居易早年是儒家的信徒,他是要遵守孟子“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那些信条的。“独善其身”,据赵歧注:“独治其身,以立于世间,不失其操也。”孟子原是根据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道理来立说的。焦循《孟子正义》章指云:“修身立世,贱不失道;达善天下,乃用其道。”道是一个,并不是两个,无论是出或是处,都守的是这个道,不能违背。自居易所敬服的诗人陈子昂所云:“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感遇》诗),杜甫所云:“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穷年忧黎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及和他同时的韩愈所说的:“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争臣论》),都同样的是兼善天下的思想。自居易《与元九书》中有云: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

  这说法是合乎儒家的精神的。虽说他是站在封建士大夫立场,他所守的“道”也是封建士大夫的“道”。可是“守道待时”以及“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思想还不完全是消极的。但我们读到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和乐天赠樊著作》一诗中的说法,就觉得有些不同了。元稹诗中有云:

  况乃丈夫志,用舍贵当年。愿(《全唐诗》作顾)予有微尚,愿以出处论。出非利吾己,其出贵道全。全道岂虚设,道全当及人。全则富与寿,亏则饥与寒,遂我一身逸,不如万物安。解悬不泽手,拯溺无折旋。神哉伊尹心,可以冠古先。其次有独善,善己不善民。天地为一物,死生为一源。合杂分万变,忽若风中尘。抗哉巢、由志,尧、舜不可迁。舍此二者外,安用名为宾。(《元氏长庆集》卷二)

  这首诗中的思想和白居易所根据的孟子的思想就大有不同了。自居易把“独善”和“兼善”对立起来了。“善己不善民”和“抗哉巢、由志,尧、舜不可迁”,这绝不是儒家的思想。巢父不肯接受唐尧的禅让;尧帝想要邀请许由做九州长,可是许由感到这是莫大的污辱,认为听到这样的话简直是弄脏了自己的耳朵,连忙跑到颍水滨去把弄脏了的耳朵洗擦干净。这是真正的避世的隐士,和孔子所反对的楚狂、接舆、荷蒉、荷蓧丈人等,是一般的行径。白居易对于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元稹的说法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且就在《讽喻二》《读史五首》之二末云:“商山有黄绮,颍川有巢、许,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山林少羁鞅,世路多艰阻。寄谢伐檀人,慎勿嗟穷处。”他对于巢父、许由们是那样的钦佩和向往。后来诗中用巢父、许由的典故也很多,如“巢悟入箕颍,皓知返商颜”(《晚归香山寺因咏所怀》),就是以巢父和四皓等隐士自比。又在《秋日与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八字》一诗中说:“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这就和元稹“善己不善民”的意见一样,把“兼济”、“独善”完全打成两橛,“独善”真被解释为消极无为,不再意味着“守道待时”、“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了。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自己还有几句这样的话: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菩之义也。故览仆诗(按《全唐文》“诗”下有一“者”字:知仆之道焉。

  这样说法,似乎也是有问题的。“志”是“主观愿望”,“行”是“实践行为”,二者应该是统一的。“志在兼济”,是有心要“博施济众”,这当然是好的了;可是“行在独善”,就变成立身行事只顾自己,这怎么行呢?(这里是根据“善己不善民”、“兼济独善难得并”来解释的,不是根据“独治其身”、“不失其操”来解释。)如果说“讽喻”是“志”, “闲适”是“行”,那就是说“志”和“行”不能统一,“志向”和“行为”完全矛盾了。(也许可以解释为抱兼济之志,不遇国君的知遇,那就不得已而成独善之行。白居易的这篇文章是在江州写的,所以这样说。但原说法究竟意思不显豁,他的苦心是不易使人一看就了然的。清人刘熙载的《艺概》对于这一段文字加以按语云:“观香山之言,可知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道无不在”也说得玄了,泛了。)

  白居易的全部作品中之所以充满了许多复杂的矛盾,而其中的主要矛盾尤其显得突出,我看就是在“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个基本思想之下产生出来的。

  李白《赠韦秘书子春》诗有云: “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又云:“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这种思想也许和自居易的思想有共通之处,但绝不是“善己不善民”的消极思想。因为李白已经明白地说独善是无益的了。

  而且白居易的消极思想不但表现在讽喻诗以外的诗篇中,在讽喻诗中也有不少的消极思想。如《讽喻二》和《答诗十首》第一首《和思归乐》有云:“人生百年内,天地暂寓形。太仓一稊米,大海一浮萍。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尚达死生观,宁为宠辱惊。中怀苟有主,外物安能萦。任意思归乐,声声啼到明。”这些诗中已经说明他是又信佛又信道,不再忠心耿耿地做孔孟圣贤之徒了。写这些诗也是在元和五年,他三十九岁,和写《秦中吟》正是同时,而且《和答诗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同编在《白氏长庆集》第二卷内。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前面有“况始三十余,年少有直名,心中志气大,眼前爵禄轻。君恩若雨露,君威若雷霆,退不苟免难,进不曲求荣”那一些叙述,所以也认为是讽喻诗呢?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讽喻”和“闲适”的界限总是应该弄清的。

  至于在“闲适”诗中,即使是早年所作,甚至在锋芒最露的时候,自居易也刻刻不忘退休。如《自题写真》(自注:“时为翰林学士”)诗云:

  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蒲柳质易朽,麋鹿心难驯。何事赤墀上,五年为侍臣。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宜当早罢

  去。收取云泉身。(《白香山诗集》卷六)

  这一首诗是足以说明那时他的思想的另一面的。汪立名按云:“据此诗内‘五年为侍臣’及‘宜当早罢去’之句,当作于元和五年,盖是年岁满当改官也。以公年计之,为三十九岁。”今人岑仲勉《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见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中有云:“按侍臣指翰林学士,白氏元和二年末始得此差,则诗是六年作,非五年作。”不管是元和五年作也好,元和六年作也好,反正是白居易四十岁之前的作品,又是和写《新乐府》《秦中吟》差不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早已替自己看相,看定是“山中人”并无“贵相”,虽说刚狷成性,不肯同流合污,但又怕因此惹出祸事,不如早日退

  休安享云泉之乐的为妙。(这种怕惹祸因而想退休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是非常之多的。)这就足以证明并不完全是因为贬谪江州司马以后才骤然消极下来的。元和六年,当自居易四十岁因母丧退居渭上时,自写其矛盾的心境,有“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之句(《适意》二首),意思是说如果照直道而行吧,就要得罪于人;如果不顾是非而随人后以求知遇吧,又不是我的志愿。结果便见“消尽浩然气”,而“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了。在《白香山诗集》卷七中有一诗题云:“昔与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沦落老大,追寻前约,且结后期。”这是在江州写的。(时当元和十年至十三年,他是四十四岁至四十七岁。)他自己说明,在十年以前,就早有“休退之心”了。那就是说,在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至唐宪宗李纯元和三年正当他三十四岁至三十七岁的时期内,就和元稹“同蓄休退之心”了。诗中有“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等句。他是对老子“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的话深有体会的,所以又说:“朝见宠者辱,暮见安者危,纷纷无退者,相顾令人悲。”他对于“明哲保身”的道理想得很透(这种思想充满在“闲适““感伤”“杂律”以及后集各卷中)。在四十多一点的强壮之年时,就有过三十年的闲居计划,《游悟真寺》诗末有云:“我今四十余,从此终身闲,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白氏长庆集》第六卷)可见他在壮年时,就打定主意要安逸快乐三十年,并不想终其一生为他的理想目标积极奋斗了。至于《自诲》诗云:“人生百岁七十稀,设使与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后二十六年能几时?汝不思二十五六年来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来日皆瞥然,胡为自苦于其间!”这是唐宪宗元和十年他被贬谪江州失意而消极时写的,当然比写《游悟真寺》时正在朝做太子赞善官的时候更加消极了。

  当我们读白居易的集子中有“兼济”思想的诗时,我们是很感动振奋的;当我们读他同一时期的诗中又表现不少消极退休的思想时,我们又感觉到有些矛盾,二者之间不能调和。我们今天当然应该多读他的有积极意义的诗,多表扬他在这一方面的卓越的成功,但是他的诗集中有不少消极性的东西,我们也实在无法抹煞。至于后期作品中除了消极退休的思想而外也还有积极性的东西,那也是事实,不过在分量上消极性的东西就更多,和前期是有很大的差异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自居易的诗不单是前期和后期作品中有自相矛盾的思想,即使是同一个时期内的思想也常常免不了有矛盾。以上算是一个初步的简单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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